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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陽光:別誤讀了破產法庭
2019/2/20

2019年伊始,深圳破產法庭、北京破產法庭、上海破產法庭相繼成立,這是國家的一樁大事,也是法律界的大事。但是民眾對破產法的認識卻非常有限,誤解也不少,有的稱破產法庭是為經濟下行之下、越來越多企業難以為繼而做準備的,有的感嘆說,創業再難也別走到破產那步,還有的稱,都成立破產法庭了,企業生存環境看來是越來越差。真的是這樣嗎?

走出破產法的觀念誤區

破產不是經濟下行的必然產物,而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可能出現的正常社會現象。現代破產法是公平償債和危困拯救的重要法律制度,是倒逼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的重要法律制度,是保障金融安全與穩定的重要法律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法律制度,是體現“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理念和塑造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法律制度。

由于破產法理念普及不夠,社會各界包括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門和人員,對破產法律制度的價值功能仍然存在片面的甚至錯誤的認識,有必要借此機會予以澄清和糾正。

首先,大可不必“談破色變”。破產法是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是競爭規律,競爭的后果必然是優勝劣汰,而破產程序是公認的最為規范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這是市場經濟國家必須遵守的共識,也是完善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的《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將破產制度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其中;發改委、財政部、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也多次就市場主體退出問題發布政策文件。遺憾的是,至今還有不少地方政府對破產制度持排斥心態,“談破色變”,有的甚至對破產程序的啟動和進展施加不當的干預,嚴重影響了破產法的有效實施。殊不知,通過實施破產法,通過重整程序挽救有價值的企業,對徹底失敗的企業破產清算以實現市場出清、騰籠換鳥的目的,這其實是當地營商環境優化和助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保障。

其次,破產法是有效打擊逃廢債務行為的法律制度。有人認為,破產法就是幫助企業逃廢債務的法律,這是對破產法的嚴重誤解。誠然,民事執行制度有著龐大的執行網絡,在解決債務清償方面功不可沒,然而,執行再強大,也無法代替破產制度,因為執行貫徹的是先到先得的原則,破產程序追求的是公平償債的目的。也就是說,執行是先到者有份,如果被執行人沒有財產了,后來者就無法得到賠償;而破產程序講的是公平償債,如果公司破產清算價值100萬元,破產債權亦為100萬元且為100人平均持有,則每位債權人均可得到1萬元的清償。不僅如此,破產法中的撤銷權制度、無效行為制度、出資義務加速到期制度、高管不當收入追回制度等,都是打擊逃廢債務行為的有效手段,這些手段反而是執行制度中所不具備的。這也是為何最高人民法院要大力推動“執行轉破產”,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大力呼吁和推動個人破產立法的重要原因。

再次,破產法的實施不會造成破產逃債結果的發生。啟動破產程序有著嚴格的司法審查,虛假破產會受到嚴厲刑事制裁。市場主體能否進入破產程序,要經過法院嚴格的審查,即便進入程序之后,如果發現不具備破產原因,也可以依法駁回。在程序終結之后,會對相關責任人員追究法律責任,如果惡意進行虛假破產,刑法第162條規定了“虛假破產罪”。因此,社會上有些人認為破產就是逃廢債務,這是對我國法律制度認識不全面造成的不必要的擔憂。

最后,破產并不等于徹底失敗。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為企業破產就是失敗、就是徹底退出市場。殊不知,破產法是一部讓正常市場主體“向死而生”的法律,讓有挽救價值的危困企業“涅蓜重生”的法律,讓徹底失敗的市場主體“規范退出”的法律。我國現行企業破產法規定了破產清算、破產和解與重整制度,三位一體,三種程序可以依法有效切換,貫徹的是危困拯救與公平償債的雙重功能,兼顧的是債權人利益、債務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平衡協調。在國外,大名鼎鼎的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雷曼兄弟都是在金融危機后,通過破產重整制度獲得新生的企業;在國內,重慶鋼鐵、東北特鋼、安溪鐵觀音、廣西印象劉三姐、河南新飛電器、北京華都肉雞等一系列重整案件,以具體的司法實踐詮釋著現代破產制度的危困拯救價值。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重整是生產力,破產清算也是生產力,任何偏廢其一的認識和做法都是錯誤的。舉個簡單例子,一個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后,它所占用的資源比如土地、設備、廠房等就難以發揮創造財富的功能,如果能順利進入破產程序,無論重整還是清算,都可以把以上要素釋放出來,從而得到利用而發揮效用,如果長期死水一潭,處于僵尸狀態,要素又無法流動,那樣是不可能產生效益的。

更為重要的是,任何一個陷入困境或者徹底失敗的市場主體,如果不允許他選擇進入破產程序,并不意味著債務危機和社會矛盾不存在,只是在干預和掩蓋矛盾危機而已,延緩的是矛盾危機爆發的時間,造成的卻是矛盾危機日積月累后更大的爆發威力,也必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破產法的思維就是中央一再強調的社會治理中的一種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

成立破產法庭的重要意義

破產審判的專業化建設,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企業破產制度。”企業破產法的修訂已納入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破產法律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成了改革方案中的重要內容。在市場經濟國家,破產程序是挽救困境企業和淘汰失敗企業最為規范的法律程序,破產法庭的成立將在優化市場退出機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破產審判的專業化建設,事關黨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貫徹和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僵尸企業”的處置,而通過破產法以重整、和解程序挽救具有挽救價值的“僵尸企業”,或者通過破產法以破產清算程序淘汰徹底失敗的“僵尸企業”,成為了“僵尸企業”處置的重要路徑。目前,全國各地各級法院共成立了100余家破產審判庭,但因為破產程序較為復雜,破產案件的審理仍然存在包括破產審判隊伍專業化欠缺在內的各種觀念和機制層面的障礙。破產法庭的成立,將有效解決專業化不足的問題,更好地發揮司法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功能與作用。

破產審判的專業化建設,事關我國營商環境的優化。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高度重視營商環境的優化建設,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46位,較2017年上升32位,較2013年上升了50位,首次進入世界前50名。然而,遺憾的是,在“辦理破產”的指標評價中,我國從2018年的第56位下降到第61位。最高人民法院此次選擇在世行營商環境評估的樣本城市北京和上海,以及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破產審判最為領先的深圳特區,借鑒國際成功經驗成立三家破產法庭,就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改善投資和市場環境,加快對外開放步伐,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指示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有助于推動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破產規則治理體系,提高中國破產審判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

總之,破產法庭不是可有可無,其成立意味著破產審判專業化、專門化建設取得重大的進展,意味著破產審判在產權保護、僵尸企業清理和營商環境優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破產審判機制和制度建設也將進一步建立健全。


作者:徐陽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破產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北京市破產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

文章來源:<人民政協報>2019-02-19期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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